反英雄是一个文学术语，可以理解为与传统的英雄，即具有高社会地位、受到大众喜爱的那种英雄相对立。

“反英雄”一词最早可追溯到 1714 年，其实早在 18 世纪就出现在诸如《拉摩的侄儿》等作品。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品。是一部以创新的叙事结构和对复杂哲学和社会主题的探索而闻名的哲理小说。

这个故事以狄德罗（称为”我”）和一位著名作曲家的侄子让-弗朗索瓦·拉摩之间的对话形式呈现。拉摩的侄子被描述为一个古怪且不循规蹈矩的人物，体现了许多反英雄的特征。对话发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拉摩的侄子最近刚被一个富裕家庭驱逐出门，他曾在那里以提供娱乐换取食宿。 在整个对话中，拉摩的侄子坦率地讨论自己的懒惰、贪婪和怯懦，对社会规范提出批评，挑战传统道德。叙述者（狄德罗）认为拉摩的诚实和他打破社会常规的能力很有价值，将这样的人比作能够帮助释放社会真理的”一小撮酵母”。

他说：“诚实对我有好处，我从不虚假；只要虚假对我有好处，我就绝不诚实。怎么想就怎么说。”

反英雄其实就是种种缺点中，有一个人格、品质、思想观念上发光的时刻，可以是一个大人物、领导者，也可以是一个小人物。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和其他“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塑造了反思性、批判性的主人公，这些人物影响了众多后续作品中反英雄的形象。

同时反英雄也很多分支，必如“枭雄”、“拜伦式”。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将这一角色描述为：“一个骄傲、忧郁、愤世嫉俗的人，眉头带着叛逆，心中充满痛苦，蔑视同类，复仇心切，但又能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情感。”

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拜伦对欧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他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出版使拜伦一举成名，也奠定了”拜伦式英雄”的文学原型——孤独、忧郁、叛逆而又富有魅力的个性化人物形象。

拜伦式英雄通常自恋、喜怒无常，通常是抱着复仇的心态，如呼啸山庄里面的希斯克利夫、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船长。

在维多利亚后期文学中，拜伦式人物常常以孤独而痛苦的形象出现，似乎注定要屈服于命运的残酷。然而，查尔斯·狄更斯在角色塑造上展现了更为细腻和复杂的手法。

以《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斯蒂福斯为例，他完美体现了拜伦式英雄所具有的”堕落天使”特质：他性格暴躁，行为不羁，甚至诱惑了纯洁的艾米丽。按理说，这样的人物应该引起读者和主人公大卫的强烈反感和厌恶。

然而，狄更斯的笔下，斯蒂福斯的形象远非如此简单。即便在得知斯蒂福斯对艾米丽所作所为后，大卫依然无法对他产生纯粹的仇恨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反应不仅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展示了拜伦式英雄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斯蒂福斯偶尔流露出的悔恨之情，揭示了一个内心备受折磨的灵魂，这种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恰恰呼应了拜伦式英雄常见的忏悔主题。

文学评论家哈维在分析斯蒂福斯这一角色时指出，他是恶棍与英雄特质的非凡结合体。通过斯蒂福斯，狄更斯深入探讨了拜伦式人物的双面性：他们既可能是社会道德的破坏者，又可能是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复杂个体。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读者无法简单地将其归类为”好人”或”坏人”，而是不得不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判断的困难性。

通过对斯蒂福斯这一角色的精妙刻画，狄更斯不仅丰富了拜伦式英雄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人性本质的窗口。这种对复杂人物的塑造，体现了维多利亚后期文学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也预示了现代文学中更为复杂多元的人物塑造方向。

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将一代枭雄拿破仑描述为“一个最伟大而不是最坏的人物”，而拿破仑也曾评价拜伦离崇高和荒谬都只有一步之遥。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枭雄”。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最著名的作品，探讨了君主如何获得和维持权力。他强调政治手段的灵活性和现实性，提出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观点，如“目的正当化手段”等。

中国自魏晋时期就有“枭雄”一词。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猛批曹操狼子野心，是一个枭雄。枭雄，从字面意思来讲，强调的就不是人性，而是弱肉强食、凶猛敏捷的鸟性。枭雄信仰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讲求权术和谋略。

“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常用来形容那些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原意并非如此。他所强调的是，政治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手段，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道德上的完美。

“零余者”（Superfluous Man） 是一个源自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概念，通常用来形容一种特定的文学人物形象，19世纪的俄国，社会变革剧烈，旧的贵族制度逐渐崩溃，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许多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感到失望，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失落感。“零余者”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可以说源于拜伦式英雄，是反英雄的一种。

俄国文学中的“零余者”指的是那些对社会感到失望、对生活失去热情，却又无法融入社会的人。他们通常具有高智商、高敏感性，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思考，但同时又感到孤独、无助和迷茫。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对社会没有贡献，因而感到深深的失落。“零余者”形象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对理想的追求。

他们虽然是悲剧性的形象，但却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果说，俄国零余者形象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产物，那么，郁达夫作品的零余者形象则是平民阶级走向觉醒的结果。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总有人会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会生他的，我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吓，我依旧是一个无用之人啊！
——《零余者》节选

在《故事写作大师班》一书中，约翰·特鲁比说道，引发观众对主角的同理心，而非同情心。

每个人都说，有必要塑造一个讨人喜欢的主角。有讨人喜欢（引人好感）的主角极为重要，因为观众都希望主角能达成目标。事实上，观众也参与了故事讲述的过程。

不过，有些故事里最有力的主角尽管一点也不讨喜，但我们仍被他们深深吸引。即使某个故事的主角一开始很讨人喜欢，但当开始败给对手，他通常也会开始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和令人厌恶的事。尽管如此，观众或读者不会在故事中途转身离开。

对某人产生同理心，意味着去关心和理解这个人。角色不讨喜或采取不道德的行动，但观众仍对角色保持兴趣的原因，就在于这项诀窍：让观众看见主角的动机。

关键点： 不断呈现主角之所以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如果你让观众看见角色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他们就会了解引发这个行动的原因（同理心），但未必需要认同这个行动（同情心）。

向观众显示主角的动机，不代表也要让主角了解动机。通常主角在一开始并不会找到自己追求某个目标的真正原因，而直到故事结尾，在真实自我揭露的阶段，他才会发现真正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