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可能并没有将这个概念命名为以自己命名，但他确实在给同事的几封信中概述了这一情节装置的原则。“如果枪不会开火，就永远不要把装满子弹的枪放在舞台上，”契诃夫写道。契诃夫当然在他的最著名戏剧《海鸥》中完美地运用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情节手法。剧中主要角色在戏的开头带着一把枪，到戏的结尾时，正是用这把枪自杀了。

契诃夫之枪指的是故事中任何看似无关紧要的元素，后来在故事中变得重要的东西。 生活中出现的看似无意义的事物，都可能在某一幕产生价值。

19世纪末，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抛弃了帝王和贵族的剧本，把小资产阶级搬上了舞台，同时用口语取代了诗体，将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看似闲谈的对话以“现实主义戏剧”的形式推向了观众。

1956 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于出版了一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Erving_Goffman) 1956。借助戏剧的类比阐释了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即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形成了一个社会学理论“戈夫曼拟剧论”。

20世纪30年代，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工作的欧文·戈夫曼遇到了被《纽约时报》称为“纽约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丹尼斯·朗，激发了他对社会学的热爱，并最终形成了一本讨论戏剧与社会的著作。他将“自我”类比为表演者，将“他人的印象”类比为角色。并认为，人不仅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贩售“道德操行”的商人。以一个被他人所接纳的道德形象出现，完成社会化的角色和义务，即选择一个职业，并由此获得收入。这迫使人们都成了在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义务中，精通各种舞台表演手法的行家。

当一个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他想要他们相信，他们眼前的这个角色确实具有他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本身具有的品性，他的表演不言而喻也将是圆满的，总之，要使他们相信，事情就是它所呈现的那样。与此相同的是，流行的看法也认为，个体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呈现自己的表演。在开始探讨表演之前，我们不妨将问题倒过来，先看一下个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在他周围那些人心目中所造成的现实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