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非营利出版社 Primary Information 出版了复刻版，《Yeah!》最初的十期是在图利位于第十街与家中制作的，由他的妻子西尔维娅·托普（Sylvia Topp）协助，并用油印机印刷。图利邀请朋友们投稿，许多人提供了诗歌和艺术作品，包括艾伦·西利托（Allan Sillitoe）、贾德森·克鲁斯（Judson Crews）、布里吉德·默纳汉（Brigid Murnaghan）、彼得·舒曼（Peter Schumann）、安妮塔·斯特克尔（Anita Steckel）、威廉·万特林（William Wantling）；其他人则提供协助。

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提交了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发表的一首诗；肯·雅各布斯（Ken Jacobs）提供了关于荒谬、无感报道的剪报拼贴。其他来源材料——来自《耶鲁校刊》（Yale Record）的一幅厌女漫画，《纽约时报》关于越南儿童战争伤害的更正，抗反装扮电击疗法的喜讯——也被毫无遮掩地呈现，其荒诞与残酷被凸显无遗。

《Yeah！》的页面融合了魅力与愤怒。到第 4 期，图利开始印刷前一代文化批评家的摘录，谴责他们的学术性：“呼吁理念、哲学、深度、圣人、浪漫（无）恋人等等固然不错，但假如它们根本不存在呢？假如我们现在只能得到感官的乐趣。（难道所有的快乐（即使是理念上的）不是感官的吗？）

第七期名为《审视白人问题》（A Look at the White Problem）：封面是 1852 年《Yankee Notions》中的一幅种族主义插画；封底是一张白人警察咧嘴笑、带着摇晃且咬人的狗的照片。第八和第九期（此时图利只展示自己的作品）讽刺医疗与美容产业；第十期封面上写着“为和平而杀”（Kill For Peace），是最长、最打动人心的一期。之后，图利想让声音更响亮，于是与诗人、激进分子兼 Peace Eye 书店创始人埃德·桑德斯（Ed Sanders）组建了乐队 The Fugs，最终在全国反战抗议中演出，并惹恼了 FBI。

那时，印刷文字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艺术家杂志和书籍是夺回权力的一种简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强了社区。图利的编辑工作既具有新闻性，又充满深情。他的讽刺是一种逆向策略：所有领袖都精神不正常，而诗人——那些显然疯狂和被剥夺的人——拥有答案。

詹姆斯·霍夫（James Hoff），他与米里亚姆·卡茨夫（Miriam Katzeff）共同创办了非营利出版社 Primary Information，解释说：“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是从过去挖掘那些我们认为对当代讨论仍有意义的内容，并出版完全忠于原作的版本——所以没有任何过滤。”

2007 年，当霍夫在非营利书店兼画廊 Printed Matter 工作时，他策划了一场 The Fugs 的资料回顾展。有一天在图利家里，他看到图利从储藏室里拿出五十年前的《Yeah!》库存本。图利的妻子托普（Topp）提醒霍夫这些书的装订很脆弱，但图利兴高采烈地翻开它们，说道：“五百年后，我们都会变成尘土，这些书也是。没关系。”

霍夫印象深刻地说：“这其中有很强的档案精神（archival spirit），但他也相信书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为《Yeah!》投稿的人后来成名，也有很多人销声匿迹。在重新出版之前，霍夫和卡茨夫尝试联系所有作者以获取许可，但并不总是成功；后来发现，其中一些其实是图利自己的笔名。

《Yeah!》只是他在自己创办的 Birth Press 出版的一系列刊物之一，但可能是既最具地方色彩又最广泛影响的一本：在《Yeah!》里，你可以读到吉姆·塔利（Jim Tully）关于在机动车管理局（DMV，美国机动车管理局，以排长队著称，这里用作幽默化的日常生活困境）排队的地狱般体验的老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关于邪恶的押韵诗、一位不知名村庄居民的欲望颂歌，以及一篇前朋克、反冷战的拼贴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份记录性刊物，捕捉了那些渴望相信更好世界的人的长久渴望、恐惧和幻想——这种世界只能通过自我表达来发现。今天，这些恐惧和幻想仍然产生强烈共鸣。

《Yeah!》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了其固有的价值与历史意义：它是一份私人纪录片，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朋友与合作网络，这些人不愿，也无法接受1950年代那种令人窒息的价值观。库普费伯格是个慷慨的人——“他那种人，一见到你总会递给你五幅画”，霍夫说——这种人性的体现使《Yeah!》中一些尖锐、震撼的影像和观念在感受上得以缓和。

整本刊物弥漫着一种基本的自由感。正如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曾写道：“真理不是少数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