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他成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前后，失去了视力——即他所说的“作为读者和作家的视力”。他曾言道，这让他掌管着近百万册图书，却恰恰是在他再也无法阅读这些书的时刻。

博尔赫斯在五十五岁视力长期衰退后彻底失明，但他从未学习过盲文。相反，像弥尔顿一样，他背诵大段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喜爱的作家的），并让同伴读给他听，或者由他口述来进行写作。

这项工作的大部分——他在失明后出版了近四十本书——是由他的老母亲莱奥诺尔（Leonor）完成的。他与母亲同住，直到她九十九岁去世。莱奥诺尔也曾为博尔赫斯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做过同样的工作，后者也是一位在知天命之年失明的作家。（博尔赫斯的失明是遗传性的，他说他的父亲和祖母“都是在失明中去世的”——“失明、欢笑且勇敢，我也希望如此死去。”）

博尔赫斯保留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并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英语教授。但对他来说，文学已完全变成了口述的艺术。

博尔赫斯决定利用失明的契机学习一门新语言，他描述学习古英语（Old English）的乐趣时，让我想起了我初次尝试通过触觉阅读的经历：

学习一门语言时常有的情况发生了。每一个单词都突显出来，仿佛是被雕刻出来的，仿佛是一个护身符。正因如此，外语诗歌拥有其母语诗歌所不具备的某种光环，因为人们是在单独地听、单独地看每一个词。我们思索着它们的美丽、力量，或者仅仅是它们的陌生感。

在古英语的新奇中，博尔赫斯在那些陌生的单词里找到了一种近乎触觉般的慰藉，仿佛它们是“被雕刻出来的”，就像两百年前在巴黎印刷的第一批盲文书上的凸起字体一样。但因为博尔赫斯从未学过盲文，他对文学的体验从根本上讲仍是听觉的：“我已经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听觉世界，”他说，“取代了可见的世界。”

在同一次讲座中，博尔赫斯列举了失明带给他的“优势”，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显得稀松平常，是一个视力正常的作家也能轻易拥有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礼物，我对冰岛语有限的知识，以及那么多诗行的快乐。”他很高兴收到编辑的合同，让他再写一本诗集，前提是他要在一年内创作三十首新诗，他指出这很有挑战性，因为他必须口述这些诗作。这听起来仿佛对博尔赫斯而言，适应失明仅仅意味着继续他作为作家的工作。

但在他的诗歌和故事中，博尔赫斯对失明的态度却没那么乐观。在《天赐之诗》（Poem of the Gifts）中，博尔赫斯注意到一个巧合：他的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保罗·格鲁萨克（Paul Groussac）也是盲人。这首诗以一种讽刺开篇，以此描述上帝“同时赐予了他书籍与黑夜”，并以一种模棱两可的声音写就，那可能是博尔赫斯的声音，也可能是格鲁萨克的。

“既然我们的诅咒如出一辙，”他说，“叫我的这个名字又有何重要？”博尔赫斯无法区分自己和“另一个亡者”：

究竟是哪一个在写下这首诗—— 是一个失明的自我，还是复数的我？

作家身份的短暂性是博尔赫斯长期以来的主题，他在失明后出版的作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题。他在《博尔赫斯与我》（Borges and I）中写道：“所以我的生活是一种对位法”：

一种赋格曲，一种消逝——一切最终都离我而去，一切都陷入遗忘，或者落入那另一个人的手中。

我不知道我们俩究竟是谁写下了这一页。

这两篇作品都写于他失明后的岁月，博尔赫斯想必是口述了这篇故事和《天赐之诗》，两篇文本都表达了一种作者身份的危机。我好奇，这种焦虑有多少是源于他被迫口述作品后所感到的失控感。

当你面对与语言的视觉关系断裂时，我也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这种焦虑。一旦我再也无法依靠视觉来写作，我会不会像博尔赫斯一样，不再确定究竟是谁在写这一页？当我第一次尝试关闭显示器，仅用屏幕阅读器写作以体验那种感觉时，我瞬间感受到了这种消解：我打字太快，屏幕阅读器跟不上，所以我仿佛是在对着虚空写作，词语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可闻，却无法确认它们是否真的被记录在屏幕上。

那就像是在水中书写，或是向黑暗呼喊。即使我停下来，电脑终于把文本读回来时，我的话听起来也很陌生，回荡着一种不熟悉的、机械的声音。

但在写这本书的初稿和二稿之间，我的视力变弱了，现在我一直开着屏幕阅读器。失去自己的声音而由电脑声音取而代之的焦虑，已让位于一种解脱感——我不必再为了看清东西而费力地拉伸和眯眼。我就像一个原本不得不步履蹒跚地独自行走的人，发现直接使用拐杖要轻松得多。

我还在适应某些怪癖——我的盲文显示器并不总是显示段落中断，而当我快速收听一本书时，阅读器会飞快地掠过章节末尾，不停顿地进入下一章。我必须倒带、减速，人工地重建那种页面上的留白自然赋予视力正常读者的共鸣停顿。

但是，虽然我正在失去印刷文字，但我并没有失去文学本身，因为文学超越了视觉。前几天，开着手机的屏幕阅读器，我正以相当疯狂的速度阅读报纸。我读到了本·麦克福尔（Ben McFall）的讣告，他是曾在Strand书店工作了四十三年的传奇纽约书商。

文章最后描述了麦克福尔对工作的深切投入，即使在大流行和他每况愈下的健康迫使他进入Strand的公司办公室，远离那些会在书堆中排队等在他桌旁寻求个人推荐或仅仅是聊聊书的朋友和粉丝之后，依然如此。讣告结尾写道：

麦克福尔先生非常珍视他工作的 Strand 名牌，有时他在公寓里也会戴着它，即使不再与顾客交谈，他仍选择戴着它。

上面写着：“本杰明。问我吧。”

我把语速调得太快了，以至于这最后两段——甚至没被识别为段落，因为喋喋不休的屏幕阅读器忽略了换行符——只用了几秒钟就读完了。然而，在那最后的画面面前，泪水依然夺眶而出：那是麦克福尔的承诺，不仅仅是对独自阅读的乐趣的承诺，更是对直到最后都支撑着他的读者群体的承诺。我的反应就像是一个信号：无论这种阅读方式感觉多么笨拙，我依然感受到了那个群体的力量；我依然是一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