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一个巴士底日派对（Bastille Day，是法国每年7月14日的国庆日,纪念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这一标志性事件,象征法国大革命的开启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胜利），当时我们正趴在阳台上看烟花。一个可爱的法国女孩坐在我旁边，但在几个妩媚的眼神之后，最基本的互动就完全破坏了这一时刻：”她用法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说：”Cody。

就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有下文了。”Co-zee？”她念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越念越不高兴。”Col -bee？””Cot -ee?”

我试着快速纠正，但我也许应该撒谎，说我叫 Thomas 或 Pierre，就像我每次叫外卖或预订餐厅时那样。不会念名字是人际关系的致命伤。这是因为，能否读出一个人的名字， 直接关系到你与这个人的亲密程度。我们的大脑倾向于认为，如果某件事情难以理解，那么它也一定是高风险的。

事实上，那些名字简单易读的公司，其投资额明显高于那些名字复杂的股票，尤其是在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因为此时有关股票基本面的信息最为匮乏。与那些名字晦涩难懂的同行相比，那些名字更容易发音的人也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 ，往往更容易被聘用和晋升。

不过，除了发音之外，还有更多的变数在起作用。在法律和工程等历来由男性主导的竞争激烈的领域，名字性别模糊的女性往往更容易成功。这种效应被称为 “鲍西娅假说”（Portia Hypothesis）（因莎士比亚戏剧《 威尼斯商人 》中的女主角鲍西娅假扮成律师学徒，并化名巴尔萨泽以拯救商人安东尼奥而得名）。一项研究发现，名字比较男性化的女律师–比如巴尼、戴尔、莱斯利、简和鲁德尔–往往比名字比较女性化的女律师更有机会赢得法官职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候选人的名字从 “苏 “改为 “卡梅伦”，其成为法官的可能性会增加三倍；将候选人的名字从 “苏 “改为 “布鲁斯”，其成为法官的可能性会增加五倍。

名字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影响谁能进入名校 ，影响我们申请什么工作，影响谁能被录用 。我们的名字甚至可以影响我们居住的城市、结交的人以及购买的产品，因为我们会被与我们名字相似的事物和地方所吸引。

毕竟，名字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识。在与某人见面的三到四秒内，我们往往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这种“快速判断”出奇地准确。而像名字这样充满线索的信息，常常在尚未进行任何面对面接触之前，就引发了各种对一个人的假设与期待。一个名字可以暗示一个人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宗教信仰，因此人们常常借此——轻率地——判断对方的背景、性格和智力。

这些判断可能从小学就开始了。教师往往对那些名字听起来像黑人的学生抱有较低的期望 ，而对那些名字听起来像白人和亚洲人的学生则抱有较高的期望。这种对学生能力的早期评估可能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期望。

在今年的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中，名叫托马斯（男孩）和玛丽（女孩）的考生得分最高 。你会注意到，这些都是典型的白人、法国人、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名字。可以想象，无论这些学生是否拥有与这些名字相关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带来的金钱和支持，他们都被赋予了高期望值和自我认知的优势。

人们改名的原因各不相同。安吉丽娜-沃伊特（Angelina Voight）改名为朱莉（Jolie）是为了疏远父亲，娜塔莉-赫什拉格（Natalie Hershlag）改名为波特曼（Portman）是为了维护家庭隐私 。在正式通信中使用中间名首字母是智力的有力标识 （尽管《 纽约时报》 称这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趋势）。但是，如果家境不好的父母给孩子起了 “有利 “的名字呢？名字真的会对一个人的事业和未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2004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雇主选择艾米丽-沃尔什（Emily Walsh）和格雷格-贝克（Greg Baker）这样名字的应聘者参加电话回访的频率要比选择拉基沙-华盛顿（Lakisha Washington）和贾马尔-琼斯（Jamal Jones）这样名字的应聘者高出近 50%。应聘者的工作经验受到了控制，而且从未与雇主面对面交流过，因此测试的只是应聘者名字的影响。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拥有一个听起来像白人的名字有很大的优势，以至于拥有一个听起来像白人的名字抵得上大约八年的工作经验。”贾马尔 “必须比 “格雷格 “在一个行业多工作八年，他们才有同等的机会被录用，即使贾马尔出身优越，而格雷格出身贫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巨星们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取一个奇特的名字。如果简历上写着诺斯-韦斯特（North West），可能还不如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除非坎爷把老板叫来）。

派对上的那个女孩叫不出我的名字后，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Edwige”。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很有法国特色，但它的发音和 “Hedwige “完全一样，而 “Hedwige “恰好是《 哈利-波特 》中猫头鹰 “Hedwig “的法语版本。”别取笑我，”她说，我也没取笑她。但接下来的晚上，我们也没怎么说话。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如果我是皮埃尔，她是马里恩，会发生什么。也许那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 也许我们会很快信任对方也许这个周末我就有约会了。

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和罗兰·弗里尔研究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黑人儿童的名字趋势。他们发现，那些听起来更具有“黑人特色”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信号。这种地位反过来又影响了孩子后来的生活结果，这意味着可以观察到名字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这表明存在一种类似于 1948 年哈佛研究所观察到的名字效应。但当列维特和弗里尔控制了孩子的背景时，名字效应消失了，这强烈表明结果并不是由名字本身的内在品质所影响。正如西蒙索恩指出的，“名字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你是谁。”

1948 年的研究中，大多数不常见的名字恰好是姓氏被用作名字——这在当时是上层白人家庭的一种常见做法。这些名字同样起到了信号作用，但这次是作为特权和地位的信号——也许那些不成功的使用者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太多力气就过得去，或者他们可以暴露那些他们原本试图隐藏的神经质。我们看到一个名字，隐含地将其与不同的特征联系起来，并无论多么无意识地，都利用这种联系对名字持有者的能力和适宜性做出无关的判断。相关的问题可能不是“名字里有什么？”而是“我的名字传递了什么信号——它意味着什么？”